林悟殊（著）
《唐代景教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序
蔡 鴻 生
在唐代景教再研究的路上，林悟殊先生孜孜以求，計日程功，堪稱一位勤奮的探索者。相形之下，我幾乎像個路邊散人，與中古三夷教的歷史疏離已久，又未修煉成“退院老僧”，本來是沒有資格說三道四的。現在既然應命撰序，就祇好序其所能序，勉強編織一席旁觀者言，聊以塞責而已。
任何領域的再研究，都意味着向新的高度攀登。“再”與“復”，貌似神異，不可同日而語。在這部新作中，著者對課題的拓展和深化，業已進入尋幽探微的境界。從開卷到終篇，無論對唐代景教的遺經、遺址，還是遺事，他所作的鑒別和考釋，都是分析與綜合並重，寓妙解於論證，令人耳目一新。讀者自能知之，無待乎“傳銷”式的贅言。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不知不覺間，也受到默化和激發。面對即將問世的林氏新著，浮想聯翩，有欲吐之言三點，即：一，大秦景教流行並不是孤立的歷史現象；二，景教作為“流產文明”在唐代中國之命運；三，中古三夷教漢化形式的差異。現依次略陳鄙見，以求教於著者和讀者。
在古代的西域，大秦位於極西，即王國維所謂“黑海西頭望大秦”是也。真有意思，這個並非近鄰的國度，卻被古代漢人視爲為遠親，成了中西文化因緣中一個著名的錯覺：“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自漢至唐，與這個荒誕的“類中國”說並行，大秦的殊方寶貨，從駝鳥卵、火浣布到夜光璧、拂林狗，以“獻”為名，逐步在中國傳播，為神州添異彩。相伴而來的，還有地中海東岸的諸般幻法和醫術。按其多樣性和持續性，可以說七八百年間，已經在歐亞內陸形成一股大秦文明東漸的潮流，勢不可遏。“犁軒眩人”發其端，“白衣景士”殿其後，整個過程完全符合世俗文化導出宗教文化的歷史邏輯。憑藉這個深遠的背景，阿羅本纔有可能：“占青雲”和“望風律”，於貞觀九年（635）開創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的新局面。
大秦景教的故鄉，是一個與“中亞交通環島區”齊名的“敍利亞交通環島區”，在世界文明史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源出敍利亞的景教，按西方史學一代宗師湯因比的比較文明系統，獨具一格，被確定為中世紀的“流產文明”。該教派自5世紀被趕出拜占庭之後，連遭厄運，無力回應外界的強度挑戰，致使基督教文明在遠東的誕生變成泡影：“這一景教母體中的遠東基督教文明的胚胎在流產之前，孕育在烏滸河－藥殺河流域，但是在737－741年，由於這個地區遭到阿拉伯帝國的打擊，結果被剝奪了出生的機遇。”（《歷史研究》修訂插圖本，第十七章）那麼，在此之前一百年，已從中亞兩河流域遁入唐帝國的“大秦法”，為什麼也沒有改變“流產文明”的命運呢？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記述，安史之亂期間，景教徒曾活躍在助唐平叛的前線，“效節於丹廷，策名於王帳”，本來是有“機遇”可以乘隙勃起的。請看那位“賜紫袈裟僧伊斯”，他在汾陽郡王郭子儀的朔方行營裏，不是赤心“為公爪牙，作軍耳目”麼？可惜在兵荒馬亂中，景教又遭逢一場來自佛門的嚴重挑戰。在斂錢供軍需這個關鍵問題上，以神會為首的佛徒，比以伊斯為首的景士做出更大的貢獻：“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宋高僧傳》卷八《神會傳》）。正是這筆度僧所得的“香水錢”，既為郭子儀助威，又使景教徒失色，完全壓倒“十字架”的光輝。因此，如果着眼於一種文明的命運，建中二年（781）建立的景教碑就不是什麼流行中國的光榮榜，而是一塊驗證大秦景教從流亡到流產的墓誌銘了。
中古入華三夷教，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神學性格。摩尼教带著一副“明、暗”二色眼鏡觀察世界，對現存社會秩序採取否定態度，成了世俗性王統和宗教性正統的反對派。從北非到巴爾幹，它到處喊打，也到處挨打。祇有在回鶻汗廷，纔扮演過曇花一現的國師角色。漢地的衛道者們，幾乎異口同聲，都譴責摩尼師輸入“誑惑黎元”的邪說。火祆教則從娘胎帶來濃重的巫氣，聚火祝詛，以咒代經，妄行幻法。作為宗教符號的西胡崇“七”之俗，也在民間蛻變成“七聖祆隊”的神秘形態，面目全非。景教又另辟一境，它擁有“善醫”的獨特優勢，“醫眼大秦僧”一身二任，既行教又行醫，難怪景教碑對“病者療而起之”津津樂道了。三夷教儘管托庇通都大邑，各顯神通，其實扎根甚淺，在唐代的意識形態領域，完全處於邊緣地位。經過“會昌滅佛”之後，不能不改變原來的存在形式，另覓藏身之所。釋氏門庭的悲劇，引起連鎖反應，三夷教也在劫難逃。杜牧筆下的“還俗老僧”，已經成了喪家之犬：“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曰暮千峰裏，不知何處歸？”那麼，大秦、摩尼、祆的幸存者，其出路叉何在呢？按照事物演變的極限，為了保存一切就必須改變一切。應變意味着漢化。時至今日，中古三夷教的漢化形式，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深入的研討，有待羣策羣力。如果暫作如下的猜想：摩尼教異端化，火祆教民俗化，景教方伎化，會不會庶幾近之呢？但願這番旁觀者言，不能夠築巢引鳳，迎來學界高明的真知灼見。
治學之旨，在於求真。創獲與創收，原是大異其趣的。南宋习詩人陸遊早就說過：“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林悟殊先生是一位不受外物所移的學人，他的新著也是脫俗之作。因此，我樂於在序末借詩為讚，並祝唐研究曰益繁榮。
2001年春夏之交
寫於中山大學
目 录
蔡鴻生序 (1)
前言 (1)
傳 播 篇
一 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評 (3)
二 西安景教碑有關景寺數量詞句考釋 (27)
三 唐代首所景寺考略 (48)
四 盩厔大秦寺為唐代景寺質疑 (65)
五 唐代景教傳播成敗評說 (85)
六 唐朝三夷教政策論略 (106)
經 文 篇
一 敦煌景教寫本P. 3847再考察(123)
二 敦煌本景教《志玄安樂經》佐伯錄文質疑 (146)
三 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 (156)
四 敦煌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經》考釋 (175)
五 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真偽存疑 (186)
六 高楠氏藏景教《序聽迷詩所經》真偽存疑 (208)
附錄 (229)
所謂波斯“亞伯拉罕”――一例錯誤的比定 (231)
阿羅憾丘銘錄文並校勘 (268)
索引 (271)
唐代景教研究論著目錄 (286)
圖版 (341)
後記 (403)
前 言
唐代景教研究，是個國際性課題。如果從明季天啟年間(1621—1627)西安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算起，迄今已歷三百多年而不衰，其間國內外發表的有關論著數以百千計。作為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唐代景教研究，迄今最主要的資料基礎：一是上揭明季出土的景教碑文，二是20世紀初敦煌出土的若干漢文景教寫經。前者為我們勾勒了景教在唐代中國傳播的概貌，後者為我們展示了該教在唐代中國的面目。離開這些基本資料，唐代景教研究勢必黯然無光。
全面系統論述唐代景教，斷非筆者學力所逮；若是勉強為之，即便不喋喋再彈前賢老調，也必碌碌重復他人勞動筆者惟望以檢視既往研究為前提，圍繞上述基本資料解讀和使用中所遺留的問題，或認識上的誤區，表述個人之管見。
筆者探討唐代景教，純係個人求真愛好,不屬任何級別資助的專項，亦非誰家刻意指派。如今把舊文新作，整理成書，絕非敝帚自珍，而是意在抛磚，以求教同仁，互相切磋，深化認識。更望由於本册子的出版，能吸引年輕學者，繼續拓展本課題的研究。
客氣的讚譽與中肯的批評，就當今國人風氣，前者易得，後者難求。但願本書有幸得到後者。
後 記
20世紀70年代末，當我開始從事摩尼教研究時，導師蔡鴻生先生便已經提示我，“要同時注意景教和祆教的問題”。不過，我之把景教作為專題進行探討，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時我在歐洲遊學，應德國波恩大學著名宗教學家克里木凱特（H．-J．Klimkeit 1939．7－1999．2）教授之命，擬將其書稿《達·伽馬以前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教》漢譯。季羨林先生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遂應克里木凱特教授之請，為漢譯本預寫了序言，使我們深受鼓舞。為了翻譯該書稿，我利用在歐洲的機會，較為系統全面地瀏覽和蒐集有關古代景教東漸及其在華傳播的資料，亦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旁聽西姆斯·威廉斯（N. Sims-Williams）教授的粟特景教文獻課程。同時，更經常與在歐訪問的榮新江教授切磋。我們發現對中國景教的認識，尤其是唐代的景教，實際上還遺留着不少問題，也不乏盲區、誤區。這使我下決心重新檢視該領域的研究。本書不過是十餘年來讀書的一些心得。當完成這本書稿時，老朋友克里木凱特教授已經作古兩年多了。希望書稿的出版，能告慰他在天之靈：他生前所關注的課題，中國同仁並未中斷研究。
人文學科的研究，是以個人為主體的精神活動，其最關鍵的是當事者執著的努力，最需要的是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一種優良的學術傳統。拼湊梯隊、虛立项目之類，無補於事。我有幸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就讀和任教。該系保持着陳寅恪先生等老一輩學者所創立，由其及門弟子，也即我所受業的老師們承傳下來的學風，大家以純學術研究為生命，扫除各種意識形態或經濟物慾的干擾，不爭名於朝，不爭利於市，安貧樂道，潛心於治學求真。假如說，本書尚有愚者一得的話，與我生活在這種學術環境下，是絕對分不開的。
衷心感謝業師蔡鴻生先生賜序。我畢業多年來，他仍一直密切關注着我的研究。他雖是“旁觀”，但絕非袖手。因為從他的言談和著作中，我得到不少靈感；諸多具體問題，更是直接請教了他。蔡師對唐代西來宗教認識之深，盡見其序中三點“旁觀者”意見。這三點意見，實際是指明我曰後繼續研究的方向。
衷心感謝唐研究學術委員會兩位匿名評審人以及姜伯勤先生等諸委員。他們對書稿除勉勵外，更提了不少具體寶貴的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以半年的時間對書稿作了全面的修訂。
衷心感謝學者同仁，關切我的研究，對我有求必應，幫助我取得所需的各種文獻資料。他們包括臺灣的鄭阿財教授、張榮芳教授、劉聿新教授，香港的楊永安博士、馬楚堅博士、王崗教授，大陆的王克芬教授、榮新江教授、余太山教授、趙和平教授、葛承雍教授、郝春文教授、楊富學教授、林金水教授、林中澤教授、王惠民博士、李舉綱先生；日本的志賀市子博士，美國的馬小鶴博士；另外，對我的同事程美寶教授、周湘博士、江滢河博士、林英博士等也要表示謝意。
我的年輕朋友黃蘭蘭、黎擁華、張小貴、曾玲玲、殷小平等君，都曾為本書資料的收集複印，以至文字處理工作盡力。從我系學生的尊師重道，看到了未來學術的希望。
本書的審稿運作過程，得到唐研究基金會秘書羅新教授的大力支持；本書的出版，更離不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馮廣裕先生的辛勤勞動。謹衷致謝忱!
本書承蒙美國羅傑偉先生唐研究基金會贊助出版，謹此鳴謝！
2001年4月24曰
於康樂園永芳堂
Contents
Preface by Prof. Cai Hongsheng ( 1 )
Author's Foreword (1)
Chapter of Dissemination
1.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Hsi-an-fu ( 3 )
2. Notes on the Quantity Phrases about Nestorian Monasteries on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Hsi-an-fu (27)
3. On the First Nestorian Monaster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48)
4. Did Ta-ch'in Monastery in Chou-chih belong to the Nestoria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5)
5. 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Nestorian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 85 )
6.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Tang Policy towards the Three Persian Religions: Manichaeism, Nestorianism and Zoroastrianism (106)
Chapter of Documents
l. Re-study on the Chinese Nestorian Manuscript P. 3847 from Dun-Huang (123)
2. Questioning Saeki's Restoration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 Nestorian Sutra on Mysterious Rest and Joy (Chih hsüan An Lo Ching) (146)
3.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 Christian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 (156)
4. Notes on Chinese Nestorian Manuscript Unear-thed at Dunhuang Ta-ch'in Illustrious Religion Sutra on the Origin (Hsüan Yüan Pên Chin) (175)
5.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estorian Discourse on One God (Yi Shên Lun) from the Tomeoka Collection (186)
6.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estorian Document Hsü T'ing Mi Shih So Ching from the Taka Kusu Collection (208)
Appendies
1. On the so-called Abraham from Persia.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by A. Forte (231 )
2. The Text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tone-tablet of A-lo-han
Index
Bibliography
Plates
Postscript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2/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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