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816神秘之夜：三星堆出土青銅神樹

一號青銅神樹，有專家認為是傳說中的神樹“扶桑”

樹幹高３８４釐米，通高３９６釐米１９８６年於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青銅神樹由樹座和樹幹兩部分組成。樹座略呈圓錐狀，底座呈圓環形，上飾雲氣紋，底座之上為三山相連狀，山上亦有雲氣紋。樹幹接鑄于山頂正中，幹直，樹根外露。樹幹上有三層樹枝，每層為三枝椏，枝椏端部長有果實，一果枝上揚，果上站立一鳥，兩果枝下垂。在樹椏和果托下分別鑄有火輪。在樹的一側，有一條龍援樹而下，龍身呈辮索狀馬面頭，劍狀羽翅。從造型來看，該青銅神樹應是代表東方的神木“扶桑”。

080816神秘之夜：三星堆發現 神秘青銅杖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是一處距今５０００年至３０００年的古蜀文化遺址，面積達１２平方公里，是我國２０世紀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就三星堆遺址居民的族屬，自三星堆的青銅縱目面具、金銀面罩青銅人頭像、青銅大立人和青銅太陽輪等器物出土後，一直眾說紛紜。據介紹，有學者認為主體居民可能是來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而在對彞族族源的不同說法中，也以氐羌說影響最大，彞族是自西北南徙的古代氐羌與西南土著融合而成的複合民族，至少在東漢時期已經形成。

三星堆聯合眾多知名媒體、記者進行的“探秘三星堆，尋訪南絲路”大型人文科考活動，曾在涼山州博物館展出的大量青銅器中，發現了一件出土於鹽源的青銅杖。杖作為一種神權或王權的代表和象徵，其使用傳統極有可能是從三星堆開始的。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便是一個佐證。鹽源出土的這件青銅杖，年代約在戰國至西漢時期，時間上比三星堆文明晚很多，科考隊推測，它極有可能是受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響。另外，在涼山州奴隸社會博物館中的老彞人解說彞族文字時指出，彞文是一種古老的文字，三星堆文物上的一些刻畫符號，和彞族畢摩經書上的一些文字符號幾乎一樣。

研究彞族文化的專家提出新解，從彞族的曆法為基點出發，分析了青銅太陽輪和彞族文化的關係，認為三星堆文物含有與彞族文化相關的元素。這就從新的角度詮釋[了三星堆文化的未解之謎，但這種說法是否成立，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來源：最愛四川旅遊網

080816神秘之夜：三星堆金器文化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開採和使用黃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當於中原殷商時期就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黃金的加工技術，製作了精美絕倫的金杖、黃金面罩、金虎、金葉、金魚、金璋等多種黃金動物圖形和裝飾品。這些黃金飾品，不僅展現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製作技藝，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些金箔加工工藝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黃金製品水準，為我們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貴資料和重新認識中國早期黃金冶煉水準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一，三星堆遺址金器概論

金器早期的發展情況來看，商時期青銅工藝的繁榮和發展，為金器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同時青銅、玉雕、漆器等工藝的發展，也促進了金器工藝的發展，並使金器得以在更廣闊的領域中，以更多樣的形式發揮其審美功能。

三星堆遺址的黃金器是商文化遺址中最豐富的。一是種類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飾、金箔魚形飾、金箔璋形飾、金箔帶飾、金料塊等。二是形體大，一、二號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號坑出土的銅頭像上有的貼有金箔面罩，構成金面銅頭像。可以推測，出土的金箔面罩原來都是粘貼在銅頭像上使用的。一、二號坑出土豐富的黃金器也是三星堆遺址晚期遺存的重要特徵。

三星堆出土的黃金製品，還有金箔或金片製成的金虎、金葉、金魚、金璋、金帶等等，此外還有金料塊。在這些黃金製品的製作工藝上，採用了捶鍛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例如金葉，形似細長的葉子，上面用淺雕手法刻畫了多組“Λ”形的平行線條，在每組“Λ”形線條之間佈滿刺點紋，顯示出獨特的裝飾效果；葉片柄端兩側有小缺口猶如魚頭形，並有小孔，可供穿系所用。其實，我們若將三星堆出土的金箔葉、金箔璋、金箔虎等黃金製品同其他出土的遺物聯繫起來觀察思考，可知它們與古蜀國的祭祀活動同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二，金杖的多重疑問

（一）金杖的所屬性質分析

在三星堆出土的黃金製品中，其中一號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堪稱金器中的絕世珍品。它全長1.42米，直徑為2.3釐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淨重約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杖身上端有三組人、魚、鳥圖案，說明金杖既被賦予著人世間的王權，又被賦予著宗教的神權，它本身既是王權，又是神權、政教合一的象徵和標誌。


金杖

（二）金杖的圖案意義

權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杖首或杖身頭部有圖案，描繪勝利者的功勳，或敍述某件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無獨有偶，三星堆金杖同樣在杖身上端刻有平調圖案，內容也同樣與國家權力有關。在金杖的一端，刻有人、魚、鳥三組圖案，說明金杖既被賦予著人世間的王權，又被賦予著宗教的神權，它本身既是王權，又是神權，是政教合一的象徵和標誌。靠近端頭的是兩個前後對稱，頭戴五齒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墜，面帶微笑的人頭像。另兩種圖案相同，上方是兩支兩頭相對的鳥，下方是兩條兩背相對的魚。它們的頸部，都疊壓著一根似箭翎的圖案。

圖案的意義大致是：在神人的護佑下，箭將魚射中，鳥又將箭杆帶魚馱負著歸來。這是一柄權杖，同時又可看作是具有巫術原理的魔杖。傳說蜀的國王魚鳧是以漁獵著稱，因而後世尊奉為神，這柄金杖有可能和魚鳧氏的傳說有關係。有人認為，這支金杖的圖案，有魚有鳥，當印證是魚鳧王所執掌。但是，魚鳥象徵吉祥，箭翎則表示威武，這正是金杖作為權力象徵的應有之義。而現在，尚無任何實物能證明魚鳧氏的族徽是由魚和鳥組成。金杖上的圖案，第一組當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組，從順序看，是先鳥而後魚。也難解讀成魚鳧。所以，肯定為魚鳧氏所用，理由還欠充分。

三、黃金青銅面罩分析

黃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黃金製品方面的又一傑作。從製作工藝上看，是先將純金捶鍛成金箔，然後做成魚青銅人頭像相似的輪廓，將雙肩雙眼鏤空，再包貼再青銅器人頭像上，經捶拓、蹭試、剔除、粘合等工序，最後製成與青銅人像渾然一體的黃金面罩。在三星堆縱多的金器中，金面銅頭像由銅頭像和金面罩兩部分組成，銅頭像為平頂，頭髮向後梳理，髮辮垂於腦後，髮辮上端紮束。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銅頭像面部特徵相同，雙眼雙眉鏤空，用土漆調和石灰作黏合劑，將面罩粘貼於頭像上。頭像尊嚴高貴、氣度非凡，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儼然王者之氣的“金面使者”乃當時社會高層人士，掌握生殺大權，具有首領的統治意味。

從三星堆青銅頭人像上包金面罩的情況來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黃金為尊，所以他們才在銅頭像上再包貼金面罩，其目的並非僅僅為了美觀，而是為了得到神靈的歡娛，以使銅頭像代表的神靈更靈驗一些。

金箔面罩我們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銅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當部分是高鼻、深目，頜下留一周鬍鬚的形象，這種風格顯然同商周時代中國的各種人面特徵不同。而在藝術風格上，三星堆青銅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態幾乎都是莊嚴肅穆，眼睛大睜，尤其是著意表現雙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這同西亞近東青銅雕像的藝術風格表現出來是一致的。


三星堆金面人像，高 41 釐米 。像由青銅 人頭像與金面罩兩部分組成，人頭像為平頂，頭髮向後梳理，面部帶面罩，金面罩與頭像面部貼合緊密，僅眉、眼、頭、頸等處鏤空，其餘均貼金，光彩奪目。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人頭像，像高 48.5 釐米 ，人頭像為圓頂，面罩與面部結合緊密，倒八字長眉，杏核狀眼，蒜頭鼻，闊口，閉唇，寬方頤。長方形耳廓，飾雲雷紋，耳垂穿有一孔。


金箔虎形飾商代中期高6.7釐米，寬11.6釐米 1986年於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用金箔捶拓而成。巨頭，昂首，口大張，眼鏤空，大耳，身細長，飾虎斑紋，前足伸，後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狀。


商代 商代晚期長22.68釐米，寬1.85釐米 1986年於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形似鯰魚，又似細葉，從一面鏨鑿形形線和刺點紋。頭端戳有一小空，兩側鏨一小缺口。

結論:

三星堆燦爛的金器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所特有的風貌，而這些金器所體現出的價值也不斷地為我們瞭解古蜀國提供了可靠的實證資料。我們通過三星堆金器典型的代表金杖和金面罩的研究，確實發現了很多有意思和耐人尋味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總之，在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下能夠掌握黃金的淘洗加工技術，而且又從挖掘的這些考古遺物上看，說明冶煉捶鍛輾制加工已具有較高的水準。特別是金杖、金箔面罩、金箔葉之類的工藝精湛內涵豐富的黃金製品，可以說明古蜀王國在製作工藝上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且在黃金製品的用途和內涵方面更顯示出了鮮明的特色和無窮的魅力。

080816神秘之夜：三星堆金沙船棺

經研究人員推斷，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古蜀都邑下落終於浮出水面。也揭開了「船棺葬」的神秘面紗，「船棺葬」，是戰國時期巴人和蜀人特有的葬俗，所謂船棺，即將整木先鋸去約三分之一，然後雕鑿成獨木舟形，作為葬具，屍體及隨葬品均裝殮其中。這種船棺一般都是豎穴土坑中單棺或雙棺，長度多在5米左右。這種獨特的船棺最早被發現在1954年， 而後在四川陸陸續續發現了大量這樣的墓葬。這是戰國時期巴人和蜀人特有的一種葬俗。

經歷了三星堆、金沙的輝煌，歷史進入了七雄爭霸的戰國時期。大批這一時期的古蜀墓葬被考古工作者們發現了。這是這一時期，最具有特徵的葬具便是船棺。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大規模的船棺葬是於2000年7月在四川省委在成都市商業街修建機關食堂時意外發現的。這是戰國早期蜀王家族的墓葬，墓坑有30.5米長，20.3米寬，在同一墓坑內放著30多具用楠木做成的棺木。最長的一具有 18.8米，大的船棺是用直徑達1.5米左右，生長了上千年的楠木製成。

蒲江又發現新的船棺葬 專家稱還發現更多船棺

新華網成都１２月１０日(2006年) 電（記者 苑堅）繼３日發現戰國船棺葬後，考古學家１０日在四川省蒲江縣又發現了新的船棺，並稱在近期內應該會在當地發現更多的船棺。

據蒲江縣文管所考古專家龍騰介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在此前發現船棺的蒲江縣鶴山鎮飛龍村工地進行正式考古發掘，並使用先進儀器進行現場探測。

記者在考古現場看到，２０多位考古人員正在一層層地鏟去土層，希望有新的發現。在一條剛挖好的探溝裏，已露出了一處新的船棺葬的一角和一個土坑墓。

龍騰說，這處船棺埋在地表下１米深處，比前幾天發現的船棺要淺０．５米，但從土層分布來看，仍屬于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戰國時代。由于考古發掘工作正在進行，還無法得知船棺內有何陪葬品。

在探溝的另一邊，考古隊員還發現了一處同處戰國時代的土坑墓，雖然還沒有進行正式發掘，但一把約０．４米長的青銅劍已經被發現。龍騰說，劍身上刻有精美的紋飾，但其主人的地位肯定不如船棺主人的地位高。

據蒲江縣文管所夏暉所長介紹，目前發現船棺的飛龍村工地在當地的“船棺保護控制區”內。１０年前，距離此處１００多米外曾發現過７具船棺。“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展開，相信在這一范圍內會有更多的船棺被發現。”

１２月３日，一具長達７米的戰國船棺在飛龍村工地上被發現，考古專家在搶救性發掘中共發現銅器、漆器、木器等上百件珍貴文物，目前正在對相當文物進行整理鑒定。



考古隊員在清理新發現的船棺12月27日，四川省蒲江縣鶴山鎮飛龍村再次發現戰國船棺，這已是當地近期發現的第三座船棺墓葬。目前，考古人員正在對船棺進行考古發掘，已出土了珍貴的“巴蜀圖語”印章、銅斤、銅壺蓋等陪葬文物。

這是在蒲江船棺中發現的銅斤

這是在蒲江船棺中發現的“巴蜀圖語”印章

080816神秘之夜：成都的方型祭壇與牛河梁的圓錐金字塔

成都羊子山土台的石璧製作工廠遺址的年代早於土台, 為西周之初. 石璧工藝可追溯至三星堆文化. 羊子山172號墓和洪家包西漢墓出土的遺物, 說明瞭漢承秦制及漢承秦文化的相關問題. 羊子山1號墓和昭覺寺磚石墓中出土的"雙闕"畫像圖, 不能視作墓主身份的象徵. "高禖" 與 "秘戲" 畫像雖同形, 但卻異意, 不能混淆.

成都的方型祭壇與牛河梁的圓錐金字塔

做為伏羲人的出生地——牛河梁人用廟、壇、陵構築了一個偉大的城市雛形。那麼在四川成都地區，伏羲人的後裔是否仍在沿用這一傳統模式建造三星堆文明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只不過巴人將三者的建築群遺址，給予分散構築，使人們不便注意罷了（這證明三星地域廣大）。但是，四川省考古工作者還是發現了其中的一些奧秘，他們看到廣漢三星堆的祭祀掩埋坑的方位竟同相距百里之外的成都地區大型祭壇的方位非常一致，都是面向北西，這說明了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文化淵源

成都羊子山方型祭壇基高10米、二層長寬為103.6米, 頂層長寬為31.6米。整個祭壇全部由人工築成, 主體用粘土夯實,每層土台邊緣牆都用長0.6米, 寬0.4米, 厚0.1米的土磚壘砌而成, 用磚數量在137萬塊以上。考古學家稱之為三層四方型祭壇。三星堆的產生年代要早於羊子山祭壇，但專業人士認為：三星堆的“堆”與羊子山的“壇”，存在著一定的數象關係，尤其是兩個掩埋青銅器和 “祭壇坑”的走向，與羊子山祭壇的走向驚人的一致，都是北偏西55º 因此，有人斷定那三座殘存的“三星堆”也應當為北偏西55º。

對遼寧牛河梁的圓錐金字塔祭壇前章已介紹，實際上它的整體結構亦體現三層四方（圓）的建築模式。有人曾對此提出過疑議，認為圓與方是兩個不同的幾何圖形概念。而事實上，我們都清楚這樣一個幾何學原理。

以正方形體的四個邊做的切線完全可以畫出一個圓來，同理，用圓形體亦可畫出一個標準正方體來。這種圓內含方，方內含圓的建築方式是古人對我們現代人的一種提示暗語，它反映的是遠古人類對天對地的最初認識，反映的是八卦的素像關係。由此，可以推定成都的方型祭壇與牛河梁圓錐祭壇它們的作用和功能是一樣的，是祭天之壇。

考古家在對牛河梁文明遺址進行整體觀察時，也發現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在距牛河梁遺址約百里之外的喀左縣東山嘴鄉亦發現了一座二層三階的古人祭祀壇，這座祭祀壇同成都羊子山方型祭壇完全相同，只是它要小於後者許多。考古家根據祭壇同牛河梁遺址同處一條水平線上分析：東山嘴方型祭壇與牛河梁文明存在一定關系。以此證明牛河梁文明在當時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它的勢力範圍遠在百里之外。

因此，史學家們又做了這樣一個推定：牛河梁的圓錐金字塔與三星堆的“神堆”成都羊子山祭祀壇與喀左東山嘴的方型祭祀壇，存在著不可言語的文化繼承關係。它為東亞人（伏羲、少昊）是否向四川遷徒，東亞文明是否進入三星堆，提供了一條佐證。

080816神秘之夜：神秘的伏羲人，掌握著高度文明的東亞人，你究竟又去了哪里？

述考古證實了這樣一個假說：神秘的伏羲人一生喜歡“漂移”，行蹤詭秘。他們這樣做肯定有一個，我們目前尚未掌握的歷史機密。換句話說，很可能存在著一個巨大而神秘的“網”，在始終控制著他們，這神秘的“網”或神秘力量來源他們的祖先，來源於掌握至高無尚神權的巫師群。他們憑藉著前人留下的“祖訓”即“神” 的旨意，控制整個“國家”及人民的生存與發展的去向。

三星堆文明，給人們留下的是這樣一幅畫面，它的居住群是以伏羲氏後人（巴人）及少昊族（崇拜鳥的部族人）為主體，相容了來自中原地區乃至西亞、東非、歐洲的許多先進民族，這些民族或稱氏族部落是臣服少昊伏羲兩帝的追隨者。三星堆文明同牛河梁文明一樣，都是一個由神權統冶的宗族“國家”，他們崇拜的是同一個 “神”，遵守的是同一條“祖訓”，伏羲氏的“祖訓”。一個來自10000年前古老而神秘的“祖訓”。

歷史教課書在介紹南美洲瑪雅文明時寫道……美洲的瑪雅人為了從事農業生產，對天象進行了精密的觀測建立了獨特的曆法：他們把一年分成18個月，每個月20天外加5天“忌日”，共三百六十五天。為了解決置閏的問題，瑪雅人每到四年便加一日，與舊大陸曆法閏年一樣。

瑪雅人為什麼要使用一個月20天的曆法呢？這與瑪雅人的數學邏輯概念有關，因為他們使用的是二十進位法！他們用20的數去除太陽運行的黃道，即地球的公轉軌道平面和太陽相交的360º，便得出18個月，再加上5天忌日，正好等於365天，太陽一回歸年。

瑪雅人為什麼在數學上要採用二十進位制？他們依據了什麼原理？這個問題，恐怕考古家也難回答。國外有的學者認為：瑪雅人的二十進位法是從簡單的擺弄手指、腳趾得到的啟發，本人不敢苟同。且不說有人長著6指或4指，單從曆法形成的時間上看，沒有上千年的觀察研究是得不出結論的。瑪雅人的文明發展史並不太久遠，考古家早就明確告訴我們：瑪雅文明興起時間為西元前900年，他們怎麼可能從擺弄十個腳趾、十個手指就得出與舊大陸人靠上千年的努力，才“悟”出的精確曆法來？

我們知道瑪雅人所使用的是一種古老的圖型文字，那是一種兼有表意與表音的圖型符號，假設瑪雅人的二十進位，來源於手指、腳趾。那麼，在原始記錄年代或時間的文字中，肯定會出現這樣的“符號”，畫上一隻手代表五天，畫上兩隻手代表十天。事實卻恰恰相反，瑪雅人從一開始記錄曆法時間，使用的正是今天人們所熟知的數碼符號！聰明的瑪雅人是如何懂得和學會二十進位的？我們拋開“外星人”論不談，只能在古老的河圖洛書裏面查到最合理的答案：我們看到在河圖洛書中，奇數1、3、7、9與偶數2、4、6、8分別組成了二組數位即1+3+7+9=20、2+4+6+8=20這種奇偶相承，陽（白天）陰（黑天）相交，相等的視覺和數理邏輯正是瑪雅人創立二十進位法的根本原理。而且河圖洛書中的（╬），又正好成了瑪雅曆中的五個“忌日”。河圖、洛書、太極八卦的數位動態波動，又是瑪雅人形成“零”概念之藍本。

讓我們具體結合瑪雅人的20個數碼符號，來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考古學家認為，瑪雅人在書寫數位記號上采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20個頭像（多數以動物頭像）來表示1 ~ 19數之間的關係；第二種書寫方法十分奇特，他是運用橫、豎條加圓點的辦法來描寫數字的；即一個圓點代表數字1，二個圓點代表數位2……數位5則用一橫條代表，……數字10用兩個橫條代表，數字15用三個橫條代表……，此種圓點加橫條的寫法，可一直寫到19。很像現今廣泛使用的數位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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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人是世界上使用“0”符號最早的民族。這一點讓西方人大為震驚。瑪雅人的0符號，有時用貝殼來表示。有了“0”的概念可使瑪雅人更為方便地進稈二十進位的五級計算；（計8算數字可達億萬單位！）瑪雅人在數字方面的高深造詣，實在令人汗顏。

瑪雅人在書寫過些數位記號時，似乎有很大的隨意性。這些數位既可以橫寫，也可以豎寫。有時出現在表徵事物的圖像裏面，有時出現在表徵圖像的外面，這給解讀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但是，我們仔細分析，便可看到，它們是有規律可循的，符號的書寫及安排始終沿著一個隱型方體在變化著，這又與河圖洛書點圈相連。點線相離，橫豎可變，裏外可分，但始終不脫離四方四准的特點十分相似。據此，有人認為，瑪雅人的二十數字進位元法源於河圖洛書，它于紀年曆法，計算宇宙及其它一些星辰（如金星、土星、北極星的運行軌跡）有直接關係。

紀錄1---19數僅用點數橫條的辦法，就說明問題，確實是瑪雅人的一大創造。

二十進位法是一種獨特的數學運算方式，它的基本運算規則是：四級運算：即以1為起點的一級計算法，如用點加橫條來計算……4（）……8（）……18（）……這種計算方法同中國的算盤撥珠計算加法一樣，中國算盤由框、梁、檔、珠四部分組成，梁上的一個珠代表5（有的算盤為2珠，則代表10，這更與瑪雅人的圖示相似）。梁下的五個珠為1---5數。或加或減，只需上、下撥動珠子即可完成，瑪雅人的1----19數亦用
“•”（點）和“—”（橫）來代替，或加點或加橫來表示數字變化。這裏需說明的是算盤源於中國古代的籌算（大約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成為真正算盤實為明朝的事情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瑪雅人的一級運算法，體現了十進位法。但從第二級計算可就大不一樣了，如在第二級出一個“•”點，它並非個數1，而是實數20！如出現兩個“•”點就變成了（2×20）= 40，假設在一級計算位出現7（）這個數，在二級計算位出一個“•”點，它的運算方式是：17×20 = 340。如在二級計算位出兩個“•”點，它的運算方式又變成了：17×（2×20） = 680。同理在第三級中的一個“•”點是數字400（20×20 =400），如出現兩個圓點，就是400×20 = 8000，第四級計算方法如前，如出現一個“•”點是8000，如同時出兩個“•”點，則為8000×20 = 160000。

史學家告訴我們，瑪雅人的二十進位法，首先是為曆法（記年）服務的，沒有曆法的實踐就不可能有瑪雅人的二十進位法。既然二十進位法與曆法有關，那麼瑪雅人在創造二十進位法時，必然會夾帶一些如：時間、方位、長度、等與曆法有關的概念。如果我們將上面所述內容用比較簡單的數學公式來解說瑪雅人的二十進位法，會更容易看懂其中的奧秘：

一級計算公式：N+20 （n為不大於19的任意數）

二級計算公式：N×20 （n為不大於19的任意數）

三級計算公式：N×20的平方（n為不大於19的任意數）

四級計算公式：N×20的立方（n為不大於19的任意數）

依據上面的四級計算公式，我們第一步先將所有20看成是一個位數：2。則得出這樣一個結果，上面的四級計算式變成了：N×2的立方。上面的三級計算式變成了：N×2的平方；上面的二級計算式變成了：N×2。換句話說，這裏出現了與八卦曆法相關的三個重要的數字：2、4、8。（2指：陰陽或黑天白天，4指四方四准；8指八卦限象的時空點座標）而20則代表了瑪雅人規定的一個月的實際天數。同時，我們還看到20與400（十與百）400與8000（百與千），它們之間仍體現的是十進位的關係。（作者注：瑪雅人在分級計算時，首先是將各級分清楚，級數通常是由下往上，一級一級地定，如該級無數是他們就用“0”表示，有人說沒有“0”也許不會有瑪雅人的二十進位法）

瑪雅人真是太厲害了，雖然採用了舊大陸的十進位法及伏羲人的八卦，但卻讓人們看不出來，瑪雅人究竟要掩著什麼？是對舊大陸使用的文明，均不屑一顧？還是想證明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

聰明的瑪雅人是處於一種什麼動機或理念發明這套二十進位法的？歷史界尚沒有拿出最讓人信服的答案，做為異邦之人，我們僅僅是談些皮毛而已。

有人說，瑪雅人的文明，是綜合人類文明之文明；

瑪雅人的文化，是綜合舊大陸文化之文化。

在瑪雅人的建築裏，甚至一件普通的手工藝品裏，我們都能看到來自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中國的文明影響。

學者們不明白了，究竟是舊大陸文明影響了瑪雅人文明，還是瑪雅文明影響了舊大陸？

080816神秘之夜：三星、三“堆”與古埃及三“塔”

三星堆遺址與古埃及金字塔地處位置均在北緯31º的一條直線上，而且它們之間的排列也十分有趣，均呈斜直排列同處於高臺（地）之上。

對古埃及金字塔的排列之謎，國外已有專家論述，他們認為：埃及金字塔呈斜線狀是與天上的獵戶星座有聯繫；因為獵戶星座在銀河系中的位置呈——略向西南方向 偏斜，而金字塔與尼羅河相對的位置亦略向西南方向偏斜。它說明了古人在建築金字塔之前，已經充分考慮了這一天象關係；即把金字塔比做獵戶座三顆星（參宿 一、參宿二、參宿三；此三星構成一條直線，比做獵人的腰帶。古人觀察三星的變化，便知道地球的季節變化）。把尼羅河比作天上的銀河，暗喻了天地之間是相 通、相承的；體現了我們人類對自然、宇宙的觀察是細心、準確的。

而三星堆遺址，從名稱上已確立了與星星有關；“三星伴月（月亮灣）”、“三星在戶”在古代廣漢地區便是人們路有孺幼皆知的話題。三星堆的三大土“堆”實際 上指的就是獵戶座八星中最亮的三顆星（參宿三、參宿二、參宿一），而且三星堆與雁江（在月亮灣北，俗稱鴨子河），也呈略向西南方向偏斜！由此可見，三星堆 的“堆”與獵戶座星的排列是對應的，它與古埃及金字塔一樣影射的是同一天象、是同一星座（獵戶星座）位置。談到這兒，疑問出現了：三星堆與古埃及相隔萬 裏，為什麼兩處居民都要以同一星座來標定地面的建築？三星堆產生於西元前2800年（距今4800年），而古埃及金字塔建造的年代為西元前2650年，兩 者有近200年的時差，難道古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真的來自中國嗎？

最後，讓我們再說一個更遠的文化現象：四川成都的方型祭壇與遼寧牛河梁圓錐型祭壇都是以頂層平面而設計成的，這種平面造型與古埃及階梯金字塔與美洲瑪雅人創造的金字塔更為接近，尤其是瑪雅人的金字塔始終按照階梯，大抹頂式構築的。這又說明了什麼？

080816神秘之夜：“太陽神鳥”“日、鳥崇拜”和古蜀曆法

 
太陽神鳥“築巢”金沙

一 “太陽神鳥”和“日、鳥崇拜”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即“四鳥繞日金飾”, 它極具動感的視覺效果, 無論是外層的4只飛鳥, 還是內層旋轉的太陽。特別是在紅色背景襯托下, 裏面的旋渦就如同一輪旋轉的火球, 周圍飛鳥圖案分明就是紅色的火鳥。外層飛行的神鳥和內層旋轉著的太陽,表現的正是古蜀人對太陽神鳥和太陽神的崇拜和謳歌。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中的4只逆向飛行的鳥,也與“使四鳥”和“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以及太陽神鳥和太陽神的崇拜有關。在《山海經》中有“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如《山海經‧大荒東經》:“湯穀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淮南子‧精神篇》中說“日中有陵烏”, 郭璞注解說“中有三足烏”。也有多處關於帝俊之裔“使四鳥”的記述,如《大荒東經》中說“有葛國, 黍食, 使四鳥 : 虎、豹、熊、羆”;“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 虎、豹、熊、羆”;“帝俊生晏龍……食黍, 食獸, 是使四鳥”;“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 白民銷姓, 黍食, 使四鳥 : 虎、豹、熊、羆”;“帝俊生黑齒,薑姓, 黍食, 使四鳥”。《大荒南經》中說“帝俊妻娥皇, 生此三身之國, 姚姓, 黍食, 使四鳥”等等。這也進一步說明這個時代的古蜀人是“崇鳥崇日”的。

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鳥崇日”習俗是一脈相承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眾多“青銅鳥”、“圓日形器”和有著10只鳥的“青銅神樹”, 以及《山海經》等文獻記載中的“十日神話”的傳說等, 無不說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鳥崇日”的。

另外, 從這個太陽神鳥金箔飾本身形象來看, 內層的12道旋渦狀光芒, 既象一道道火苗, 又象一根根象牙, 也象一輪輪彎月, 表示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 這也正說明了為什麼金沙遺址出土那麼多的象牙, 以及為什麼古蜀人那麼喜歡用象牙祭祀的原因。　　

二 “日、鳥崇拜”和曆法的產生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即“四鳥繞日金飾”)中, 飛行的神鳥和象牙狀弧形旋轉芒紋作為太陽神崇拜的象徵意義和神話色彩, 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但是對於金箔飾中為什麼只有4只鳥和12道光芒的論述卻不夠完備。

這裏的數字4和12並不是巧合, 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們表示著特定的含義, 外層4只逆向飛行的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輪回, 內層圓圈周圍的12道等距離分佈的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雖然從太陽神崇拜象徵意義的角度, 它與“使四鳥”和“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以及太陽神崇拜有關。 但是, 這並不影響它所表示的這種一年分四季和十二個月的曆法的含義。因為從另一個角度,即從曆法這種科學知識方面來看, 這個太陽神鳥金箔飾中的外層這4只逆向飛行的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輪回,而它的內層圓圈周圍的這12道等距離分佈的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則代表著一年十二個月的周而復始。 這樣這個“太陽神鳥”又具有了新的色彩, 即被古蜀人賦予了科學的含義。

對於古蜀人來說,無論是三代蜀王時期的蠶叢氏、伯灌氏、魚鳧氏,還是之後的杜宇王朝和開明王朝時期的古蜀人, 他們把所能夠理解並掌握的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 總結為科學知識, 如天文曆法知識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現象就歸之於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話傳說。因此, 神話傳說除去想像與誇張的外衣, 都具有其科學性。古蜀人一方面祭祀祈禱天神和日神保佑; 一方面順應天時, 總結自然規律, 利用自然規律科學地安排生產和生活。“民以食為天”。特別是在農業發明以後, 一方面,古蜀人對於自然的依賴更加嚴重。人們既靠地, 希望土地能生長出好的作物, 又靠天,希望能夠風調雨順。然而, 靠“天”,“天”威不可測, 風、雲、雷、電肆虐, 雨、雪、冰、霜侵襲, 更要命的是旱、澇之災, 飽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話”和“大洪水傳說”,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鱉靈和射日的後稷這樣的英雄; 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所有的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現象和自然災難又幾乎都是與“日”有關,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 又以太陽為最突出。因此,“太陽”就成為各地先民崇拜的對象, 祭“日”就成為必然。古蜀人尤為突出。以鳥為圖騰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陽的同時, 很自然地把太陽和鳥聯繫在一起。

另一方面, 古蜀人首先又利用曆法為農業生產服務。古人採用的是觀象授時的辦法, 來預告農事進程。即觀測自然現象來判斷農事季節。比如 : 作為候鳥, 鳥是可以用來判斷農事季節的。“野人無曆日, 鳥啼知四時”。因此, 鳥也可以代表四季。曆法的先進性就是以歷年和太陽的回歸年之間的無限接近為前提的, 而要準確地測量回歸年, 最簡單而又確切的方法是測量日影的長度。 因此, 崇拜太陽和鳥的古蜀人在總結曆法的過程中, 是離不開太陽和鳥的。《易.系辭下》:“(皰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視則觀法於地”。又《尚書.堯典》:“帝堯任命羲和主持觀象授時”。《山海經》有榮成用曆、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後益作占歲的種種傳說的記載。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 有許多的人像和人物圖像, 尤其是兩個祭祀坑裏出土的最多。如石人像、青銅人像、青銅人頭像、青銅人面像以及神殿和玉璋上的人像等。這些代表著各個階層、各個部族的人物群像中就有主持祭祀的大小群巫。他們除了主持祭祀之外, 還掌握天文曆法知識,負責制定曆法。這在其他地方已經得到證明。比如中原的上古時期就是巫史不分的, 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記載。掌握天文曆法也是巫史的職責之一, 甚至到了司馬遷父子時代還是如此。隨著社會的進步,知識的積累, 經過一代代巫師和古蜀人的努力, 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進。因此, 宗教崇拜 (尤其是太陽和鳥崇拜) 和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產和生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太陽和鳥崇拜以及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三 太陽神鳥和古蜀曆法曆法

實際上就是觀象授時的經驗總結。所謂曆法, 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則。曆法一般分為三類 : 太)陰曆、(太)陽曆和陰陽曆。所謂“陰陽曆”就是年以回歸年為依據, 月以朔望月為依據, 把陰曆和陽曆結合起來的一種曆法稱為陰陽曆。

古蜀的曆法, 首先從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自身就形象、生動地反映出 :外層4只逆向飛行的鳥, 每只鳥對應3個月牙(或者說是火苗, 或者說是象牙), 不多不少, 不偏不倚, 恰好說明每只鳥代表一個季節(3個月), 4只飛行的神鳥代表著春夏秋冬四季輪回。也說明古蜀人已經掌握四時的知識, 能夠根據四時的不同特點而適時地安排農活。內層的12道旋渦狀光芒, 既象一道道火苗, 又象一根根象牙, 也象一輪輪彎月, 表示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也說明古蜀人已經掌握了歲、時、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規律和原因,已經知道“歲”與太陽運行有關,“月”與月亮運行有關, 一年有12個月, 使用的是陰陽曆。

除此之外, 還可以與同樣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證, 這個青銅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轉狀的弧形冠飾, 好似太陽閃爍的光芒,與太陽神鳥金箔飾內層的旋渦圖案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著類似的象徵意義。 不同之處正好說明了這個弧形冠飾表示的是一年有13個月, 即這一年是閏年, 即加了閏月。因此,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些考古材料, 均可以作為崇拜太陽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較完備的陰陽曆的佐證。

不論是太陽神鳥金飾上的12道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 還是青銅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轉狀的弧形冠飾, 這裏的12和13兩個數字之所以說是有著特定含義的, 是因為還可以由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證明。12和13兩個數字都僅僅只是在金沙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現, 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幾乎沒有出現, 就說明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與太陽有關的考古材料中, 是極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圖案的。比如 :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圓形銅掛飾, 它的弧形旋轉芒紋是最多的, 也才九個;而同樣是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圓輪形器 (有說是“青銅太陽形器”、“車形器”或“輪形器”), 它的芒紋只是五個;至於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太陽形圖案, 它們的芒紋是六個或者七個。絕對沒有超過十個的。只有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太陽形圖案是唯一的一個例外, 它上面的太陽形圖案,每面有3個, 4面一共有12個。並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說明它們都比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早得多, 所以還不夠成熟,還沒有那種特定的含義, 它們只是單純地表示太陽的形象, 表示太陽崇拜。 因此, 可以說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 至少在早期還沒有把宗教崇拜 (尤其是太陽崇拜) 和曆法聯繫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開始把它們聯繫在一起。

雖然很多考古文化出土器物中都有太陽形圖案。但是剛好是12個的, 卻不多。只有甘肅東鄉出土的一件雙肩耳罐上共畫了12個太陽。鄭州大河村出土的仰紹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畫著12個太陽。 這些都不僅是與太陽崇拜有關, 也應該與曆法有關。但是, 象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這種每面3個, 4面一共12個太陽形圖案, 卻極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種分一年為4個季節、12個月的陰陽曆。這也是極有可能的。因為它至少已經是屬於晚商時期的文化遺存,甚至有可能更遲至西周初。

晚商和西周時期的古蜀曆法有這麼發達,也不是沒有可能。 呂子方先生就認為蜀中的天文曆算特別發達,有其獨特的系統,產生過深遠影響。有“天數在蜀”之謂。古蜀人使用的曆法的發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斷總結自然規律, 不斷進步以外,也借鑒了中原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曆法知識。

中原地區的曆法,商代時使用的是一種陰陽合曆, 出現閏月, 有平閏年之分, 平年一年裏有朔望月12個,閏年有13個月。月有大小月之別,用干支排列記日,從甲子到癸亥,配成60天,周而復始。這在殷商卜辭中有不少證明。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說明當時人們還沒有四時的概念。西周時期與殷商時期的曆法類似, 但是,已經有了“二至”、“二分”和“四時”的概念。春秋時期已經形成了完備的“二十四節氣”系統和“二十八星宿”天文系統。已經掌握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測定。周代天文知識的進步,也充實並完善了周代的曆法。

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考古材料都證明,古蜀人與其他地區 (尤其中原地區)的交流, 自古就有, 而且從來沒有間斷過。三星堆文化中許多考古材料具有其他文化特徵, 就充分說明了三星堆文化與其他文化一直在進行著交流、交融和碰撞。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海貝等考古材料了。它們是古蜀人與其他地區交流的最直接證據。至於與中原地區的交流,文獻資料也不在少數,甲骨文中就有“至蜀”、“伐蜀”等文字。《尚書‧牧誓》也明確記載了“蜀”跟隨武王“伐紂滅商”的事件等等。

總之 無論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金飾自身的形象生動直觀地表現出來的, 還是對比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 無論是結合文獻資料, 還是參考中原地區曆法的影響, 都可以證明,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即“四鳥繞日金飾”) 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曆法, 與同一時期的中原地區的曆法相類似, 都是相當完備的陰陽曆, 一年有12或13個月, 會置閏月, 有四時的概念。 說明蜀中的曆法確實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