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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8日 星期三

080816神秘之夜:三星堆金器文化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開採和使用黃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當於中原殷商時期就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黃金的加工技術,製作了精美絕倫的金杖、黃金面罩、金虎、金葉、金魚、金璋等多種黃金動物圖形和裝飾品。這些黃金飾品,不僅展現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製作技藝,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些金箔加工工藝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黃金製品水準,為我們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貴資料和重新認識中國早期黃金冶煉水準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一,三星堆遺址金器概論

金器早期的發展情況來看,商時期青銅工藝的繁榮和發展,為金器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同時青銅、玉雕、漆器等工藝的發展,也促進了金器工藝的發展,並使金器得以在更廣闊的領域中,以更多樣的形式發揮其審美功能。

三星堆遺址的黃金器是商文化遺址中最豐富的。一是種類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飾、金箔魚形飾、金箔璋形飾、金箔帶飾、金料塊等。二是形體大,一、二號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號坑出土的銅頭像上有的貼有金箔面罩,構成金面銅頭像。可以推測,出土的金箔面罩原來都是粘貼在銅頭像上使用的。一、二號坑出土豐富的黃金器也是三星堆遺址晚期遺存的重要特徵。

三星堆出土的黃金製品,還有金箔或金片製成的金虎、金葉、金魚、金璋、金帶等等,此外還有金料塊。在這些黃金製品的製作工藝上,採用了捶鍛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例如金葉,形似細長的葉子,上面用淺雕手法刻畫了多組“Λ”形的平行線條,在每組“Λ”形線條之間佈滿刺點紋,顯示出獨特的裝飾效果;葉片柄端兩側有小缺口猶如魚頭形,並有小孔,可供穿系所用。其實,我們若將三星堆出土的金箔葉、金箔璋、金箔虎等黃金製品同其他出土的遺物聯繫起來觀察思考,可知它們與古蜀國的祭祀活動同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二,金杖的多重疑問

(一)金杖的所屬性質分析

在三星堆出土的黃金製品中,其中一號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堪稱金器中的絕世珍品。它全長1.42米,直徑為2.3釐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淨重約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杖身上端有三組人、魚、鳥圖案,說明金杖既被賦予著人世間的王權,又被賦予著宗教的神權,它本身既是王權,又是神權、政教合一的象徵和標誌。


金杖

(二)金杖的圖案意義

權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杖首或杖身頭部有圖案,描繪勝利者的功勳,或敍述某件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無獨有偶,三星堆金杖同樣在杖身上端刻有平調圖案,內容也同樣與國家權力有關。在金杖的一端,刻有人、魚、鳥三組圖案,說明金杖既被賦予著人世間的王權,又被賦予著宗教的神權,它本身既是王權,又是神權,是政教合一的象徵和標誌。靠近端頭的是兩個前後對稱,頭戴五齒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墜,面帶微笑的人頭像。另兩種圖案相同,上方是兩支兩頭相對的鳥,下方是兩條兩背相對的魚。它們的頸部,都疊壓著一根似箭翎的圖案。

圖案的意義大致是:在神人的護佑下,箭將魚射中,鳥又將箭杆帶魚馱負著歸來。這是一柄權杖,同時又可看作是具有巫術原理的魔杖。傳說蜀的國王魚鳧是以漁獵著稱,因而後世尊奉為神,這柄金杖有可能和魚鳧氏的傳說有關係。有人認為,這支金杖的圖案,有魚有鳥,當印證是魚鳧王所執掌。但是,魚鳥象徵吉祥,箭翎則表示威武,這正是金杖作為權力象徵的應有之義。而現在,尚無任何實物能證明魚鳧氏的族徽是由魚和鳥組成。金杖上的圖案,第一組當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組,從順序看,是先鳥而後魚。也難解讀成魚鳧。所以,肯定為魚鳧氏所用,理由還欠充分。

三、黃金青銅面罩分析

黃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黃金製品方面的又一傑作。從製作工藝上看,是先將純金捶鍛成金箔,然後做成魚青銅人頭像相似的輪廓,將雙肩雙眼鏤空,再包貼再青銅器人頭像上,經捶拓、蹭試、剔除、粘合等工序,最後製成與青銅人像渾然一體的黃金面罩。在三星堆縱多的金器中,金面銅頭像由銅頭像和金面罩兩部分組成,銅頭像為平頂,頭髮向後梳理,髮辮垂於腦後,髮辮上端紮束。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銅頭像面部特徵相同,雙眼雙眉鏤空,用土漆調和石灰作黏合劑,將面罩粘貼於頭像上。頭像尊嚴高貴、氣度非凡,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儼然王者之氣的“金面使者”乃當時社會高層人士,掌握生殺大權,具有首領的統治意味。

從三星堆青銅頭人像上包金面罩的情況來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黃金為尊,所以他們才在銅頭像上再包貼金面罩,其目的並非僅僅為了美觀,而是為了得到神靈的歡娛,以使銅頭像代表的神靈更靈驗一些。

金箔面罩我們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銅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當部分是高鼻、深目,頜下留一周鬍鬚的形象,這種風格顯然同商周時代中國的各種人面特徵不同。而在藝術風格上,三星堆青銅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態幾乎都是莊嚴肅穆,眼睛大睜,尤其是著意表現雙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這同西亞近東青銅雕像的藝術風格表現出來是一致的。


三星堆金面人像,高 41 釐米 。像由青銅 人頭像與金面罩兩部分組成,人頭像為平頂,頭髮向後梳理,面部帶面罩,金面罩與頭像面部貼合緊密,僅眉、眼、頭、頸等處鏤空,其餘均貼金,光彩奪目。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人頭像,像高 48.5 釐米 ,人頭像為圓頂,面罩與面部結合緊密,倒八字長眉,杏核狀眼,蒜頭鼻,闊口,閉唇,寬方頤。長方形耳廓,飾雲雷紋,耳垂穿有一孔。


金箔虎形飾商代中期高6.7釐米,寬11.6釐米 1986年於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用金箔捶拓而成。巨頭,昂首,口大張,眼鏤空,大耳,身細長,飾虎斑紋,前足伸,後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狀。


商代 商代晚期長22.68釐米,寬1.85釐米 1986年於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形似鯰魚,又似細葉,從一面鏨鑿形形線和刺點紋。頭端戳有一小空,兩側鏨一小缺口。

結論:

三星堆燦爛的金器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所特有的風貌,而這些金器所體現出的價值也不斷地為我們瞭解古蜀國提供了可靠的實證資料。我們通過三星堆金器典型的代表金杖和金面罩的研究,確實發現了很多有意思和耐人尋味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總之,在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下能夠掌握黃金的淘洗加工技術,而且又從挖掘的這些考古遺物上看,說明冶煉捶鍛輾制加工已具有較高的水準。特別是金杖、金箔面罩、金箔葉之類的工藝精湛內涵豐富的黃金製品,可以說明古蜀王國在製作工藝上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且在黃金製品的用途和內涵方面更顯示出了鮮明的特色和無窮的魅力。




2012年11月27日 星期二

080816神秘之夜:三星堆金沙船棺



經研究人員推斷,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古蜀都邑下落終於浮出水面。也揭開了「船棺葬」的神秘面紗,「船棺葬」,是戰國時期巴人和蜀人特有的葬俗,所謂船棺,即將整木先鋸去約三分之一,然後雕鑿成獨木舟形,作為葬具,屍體及隨葬品均裝殮其中。這種船棺一般都是豎穴土坑中單棺或雙棺,長度多在5米左右。這種獨特的船棺最早被發現在1954年, 而後在四川陸陸續續發現了大量這樣的墓葬。這是戰國時期巴人和蜀人特有的一種葬俗。

經歷了三星堆、金沙的輝煌,歷史進入了七雄爭霸的戰國時期。大批這一時期的古蜀墓葬被考古工作者們發現了。這是這一時期,最具有特徵的葬具便是船棺。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大規模的船棺葬是於2000年7月在四川省委在成都市商業街修建機關食堂時意外發現的。這是戰國早期蜀王家族的墓葬,墓坑有30.5米長,20.3米寬,在同一墓坑內放著30多具用楠木做成的棺木。最長的一具有 18.8米,大的船棺是用直徑達1.5米左右,生長了上千年的楠木製成。

蒲江又發現新的船棺葬 專家稱還發現更多船棺

新華網成都12月10日(2006年) 電(記者 苑堅)繼3日發現戰國船棺葬後,考古學家10日在四川省蒲江縣又發現了新的船棺,並稱在近期內應該會在當地發現更多的船棺。

據蒲江縣文管所考古專家龍騰介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在此前發現船棺的蒲江縣鶴山鎮飛龍村工地進行正式考古發掘,並使用先進儀器進行現場探測。

記者在考古現場看到,20多位考古人員正在一層層地鏟去土層,希望有新的發現。在一條剛挖好的探溝裏,已露出了一處新的船棺葬的一角和一個土坑墓。

龍騰說,這處船棺埋在地表下1米深處,比前幾天發現的船棺要淺0.5米,但從土層分布來看,仍屬于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由于考古發掘工作正在進行,還無法得知船棺內有何陪葬品。

在探溝的另一邊,考古隊員還發現了一處同處戰國時代的土坑墓,雖然還沒有進行正式發掘,但一把約0.4米長的青銅劍已經被發現。龍騰說,劍身上刻有精美的紋飾,但其主人的地位肯定不如船棺主人的地位高。

據蒲江縣文管所夏暉所長介紹,目前發現船棺的飛龍村工地在當地的“船棺保護控制區”內。10年前,距離此處100多米外曾發現過7具船棺。“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展開,相信在這一范圍內會有更多的船棺被發現。”

12月3日,一具長達7米的戰國船棺在飛龍村工地上被發現,考古專家在搶救性發掘中共發現銅器、漆器、木器等上百件珍貴文物,目前正在對相當文物進行整理鑒定。



考古隊員在清理新發現的船棺12月27日,四川省蒲江縣鶴山鎮飛龍村再次發現戰國船棺,這已是當地近期發現的第三座船棺墓葬。目前,考古人員正在對船棺進行考古發掘,已出土了珍貴的“巴蜀圖語”印章、銅斤、銅壺蓋等陪葬文物。


這是在蒲江船棺中發現的銅斤


這是在蒲江船棺中發現的“巴蜀圖語”印章

20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

080816神秘之夜:“太陽神鳥”“日、鳥崇拜”和古蜀曆法

 
太陽神鳥“築巢”金沙

一 “太陽神鳥”和“日、鳥崇拜”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即“四鳥繞日金飾”, 它極具動感的視覺效果, 無論是外層的4只飛鳥, 還是內層旋轉的太陽。特別是在紅色背景襯托下, 裏面的旋渦就如同一輪旋轉的火球, 周圍飛鳥圖案分明就是紅色的火鳥。外層飛行的神鳥和內層旋轉著的太陽,表現的正是古蜀人對太陽神鳥和太陽神的崇拜和謳歌。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中的4只逆向飛行的鳥,也與“使四鳥”和“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以及太陽神鳥和太陽神的崇拜有關。在《山海經》中有“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如《山海經‧大荒東經》:“湯穀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淮南子‧精神篇》中說“日中有陵烏”, 郭璞注解說“中有三足烏”。也有多處關於帝俊之裔“使四鳥”的記述,如《大荒東經》中說“有葛國, 黍食, 使四鳥 : 虎、豹、熊、羆”;“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 虎、豹、熊、羆”;“帝俊生晏龍……食黍, 食獸, 是使四鳥”;“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 白民銷姓, 黍食, 使四鳥 : 虎、豹、熊、羆”;“帝俊生黑齒,薑姓, 黍食, 使四鳥”。《大荒南經》中說“帝俊妻娥皇, 生此三身之國, 姚姓, 黍食, 使四鳥”等等。這也進一步說明這個時代的古蜀人是“崇鳥崇日”的。

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鳥崇日”習俗是一脈相承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眾多“青銅鳥”、“圓日形器”和有著10只鳥的“青銅神樹”, 以及《山海經》等文獻記載中的“十日神話”的傳說等, 無不說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鳥崇日”的。

另外, 從這個太陽神鳥金箔飾本身形象來看, 內層的12道旋渦狀光芒, 既象一道道火苗, 又象一根根象牙, 也象一輪輪彎月, 表示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 這也正說明了為什麼金沙遺址出土那麼多的象牙, 以及為什麼古蜀人那麼喜歡用象牙祭祀的原因。  

二 “日、鳥崇拜”和曆法的產生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即“四鳥繞日金飾”)中, 飛行的神鳥和象牙狀弧形旋轉芒紋作為太陽神崇拜的象徵意義和神話色彩, 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但是對於金箔飾中為什麼只有4只鳥和12道光芒的論述卻不夠完備。

這裏的數字4和12並不是巧合, 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們表示著特定的含義, 外層4只逆向飛行的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輪回, 內層圓圈周圍的12道等距離分佈的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雖然從太陽神崇拜象徵意義的角度, 它與“使四鳥”和“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以及太陽神崇拜有關。 但是, 這並不影響它所表示的這種一年分四季和十二個月的曆法的含義。因為從另一個角度,即從曆法這種科學知識方面來看, 這個太陽神鳥金箔飾中的外層這4只逆向飛行的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輪回,而它的內層圓圈周圍的這12道等距離分佈的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則代表著一年十二個月的周而復始。 這樣這個“太陽神鳥”又具有了新的色彩, 即被古蜀人賦予了科學的含義。

對於古蜀人來說,無論是三代蜀王時期的蠶叢氏、伯灌氏、魚鳧氏,還是之後的杜宇王朝和開明王朝時期的古蜀人, 他們把所能夠理解並掌握的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 總結為科學知識, 如天文曆法知識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現象就歸之於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話傳說。因此, 神話傳說除去想像與誇張的外衣, 都具有其科學性。古蜀人一方面祭祀祈禱天神和日神保佑; 一方面順應天時, 總結自然規律, 利用自然規律科學地安排生產和生活。“民以食為天”。特別是在農業發明以後, 一方面,古蜀人對於自然的依賴更加嚴重。人們既靠地, 希望土地能生長出好的作物, 又靠天,希望能夠風調雨順。然而, 靠“天”,“天”威不可測, 風、雲、雷、電肆虐, 雨、雪、冰、霜侵襲, 更要命的是旱、澇之災, 飽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話”和“大洪水傳說”,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鱉靈和射日的後稷這樣的英雄; 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所有的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現象和自然災難又幾乎都是與“日”有關,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 又以太陽為最突出。因此,“太陽”就成為各地先民崇拜的對象, 祭“日”就成為必然。古蜀人尤為突出。以鳥為圖騰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陽的同時, 很自然地把太陽和鳥聯繫在一起。

另一方面, 古蜀人首先又利用曆法為農業生產服務。古人採用的是觀象授時的辦法, 來預告農事進程。即觀測自然現象來判斷農事季節。比如 : 作為候鳥, 鳥是可以用來判斷農事季節的。“野人無曆日, 鳥啼知四時”。因此, 鳥也可以代表四季。曆法的先進性就是以歷年和太陽的回歸年之間的無限接近為前提的, 而要準確地測量回歸年, 最簡單而又確切的方法是測量日影的長度。 因此, 崇拜太陽和鳥的古蜀人在總結曆法的過程中, 是離不開太陽和鳥的。《易.系辭下》:“(皰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視則觀法於地”。又《尚書.堯典》:“帝堯任命羲和主持觀象授時”。《山海經》有榮成用曆、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後益作占歲的種種傳說的記載。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 有許多的人像和人物圖像, 尤其是兩個祭祀坑裏出土的最多。如石人像、青銅人像、青銅人頭像、青銅人面像以及神殿和玉璋上的人像等。這些代表著各個階層、各個部族的人物群像中就有主持祭祀的大小群巫。他們除了主持祭祀之外, 還掌握天文曆法知識,負責制定曆法。這在其他地方已經得到證明。比如中原的上古時期就是巫史不分的, 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記載。掌握天文曆法也是巫史的職責之一, 甚至到了司馬遷父子時代還是如此。隨著社會的進步,知識的積累, 經過一代代巫師和古蜀人的努力, 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進。因此, 宗教崇拜 (尤其是太陽和鳥崇拜) 和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產和生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太陽和鳥崇拜以及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三 太陽神鳥和古蜀曆法曆法

實際上就是觀象授時的經驗總結。所謂曆法, 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則。曆法一般分為三類 : 太)陰曆、(太)陽曆和陰陽曆。所謂“陰陽曆”就是年以回歸年為依據, 月以朔望月為依據, 把陰曆和陽曆結合起來的一種曆法稱為陰陽曆。

古蜀的曆法, 首先從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自身就形象、生動地反映出 :外層4只逆向飛行的鳥, 每只鳥對應3個月牙(或者說是火苗, 或者說是象牙), 不多不少, 不偏不倚, 恰好說明每只鳥代表一個季節(3個月), 4只飛行的神鳥代表著春夏秋冬四季輪回。也說明古蜀人已經掌握四時的知識, 能夠根據四時的不同特點而適時地安排農活。內層的12道旋渦狀光芒, 既象一道道火苗, 又象一根根象牙, 也象一輪輪彎月, 表示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也說明古蜀人已經掌握了歲、時、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規律和原因,已經知道“歲”與太陽運行有關,“月”與月亮運行有關, 一年有12個月, 使用的是陰陽曆。

除此之外, 還可以與同樣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證, 這個青銅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轉狀的弧形冠飾, 好似太陽閃爍的光芒,與太陽神鳥金箔飾內層的旋渦圖案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著類似的象徵意義。 不同之處正好說明了這個弧形冠飾表示的是一年有13個月, 即這一年是閏年, 即加了閏月。因此,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些考古材料, 均可以作為崇拜太陽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較完備的陰陽曆的佐證。

不論是太陽神鳥金飾上的12道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 還是青銅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轉狀的弧形冠飾, 這裏的12和13兩個數字之所以說是有著特定含義的, 是因為還可以由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證明。12和13兩個數字都僅僅只是在金沙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現, 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幾乎沒有出現, 就說明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與太陽有關的考古材料中, 是極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圖案的。比如 :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圓形銅掛飾, 它的弧形旋轉芒紋是最多的, 也才九個;而同樣是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圓輪形器 (有說是“青銅太陽形器”、“車形器”或“輪形器”), 它的芒紋只是五個;至於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太陽形圖案, 它們的芒紋是六個或者七個。絕對沒有超過十個的。只有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太陽形圖案是唯一的一個例外, 它上面的太陽形圖案,每面有3個, 4面一共有12個。並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說明它們都比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早得多, 所以還不夠成熟,還沒有那種特定的含義, 它們只是單純地表示太陽的形象, 表示太陽崇拜。 因此, 可以說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 至少在早期還沒有把宗教崇拜 (尤其是太陽崇拜) 和曆法聯繫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開始把它們聯繫在一起。

雖然很多考古文化出土器物中都有太陽形圖案。但是剛好是12個的, 卻不多。只有甘肅東鄉出土的一件雙肩耳罐上共畫了12個太陽。鄭州大河村出土的仰紹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畫著12個太陽。 這些都不僅是與太陽崇拜有關, 也應該與曆法有關。但是, 象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這種每面3個, 4面一共12個太陽形圖案, 卻極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種分一年為4個季節、12個月的陰陽曆。這也是極有可能的。因為它至少已經是屬於晚商時期的文化遺存,甚至有可能更遲至西周初。

晚商和西周時期的古蜀曆法有這麼發達,也不是沒有可能。 呂子方先生就認為蜀中的天文曆算特別發達,有其獨特的系統,產生過深遠影響。有“天數在蜀”之謂。古蜀人使用的曆法的發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斷總結自然規律, 不斷進步以外,也借鑒了中原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曆法知識。

中原地區的曆法,商代時使用的是一種陰陽合曆, 出現閏月, 有平閏年之分, 平年一年裏有朔望月12個,閏年有13個月。月有大小月之別,用干支排列記日,從甲子到癸亥,配成60天,周而復始。這在殷商卜辭中有不少證明。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說明當時人們還沒有四時的概念。西周時期與殷商時期的曆法類似, 但是,已經有了“二至”、“二分”和“四時”的概念。春秋時期已經形成了完備的“二十四節氣”系統和“二十八星宿”天文系統。已經掌握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測定。周代天文知識的進步,也充實並完善了周代的曆法。

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考古材料都證明,古蜀人與其他地區 (尤其中原地區)的交流, 自古就有, 而且從來沒有間斷過。三星堆文化中許多考古材料具有其他文化特徵, 就充分說明了三星堆文化與其他文化一直在進行著交流、交融和碰撞。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海貝等考古材料了。它們是古蜀人與其他地區交流的最直接證據。至於與中原地區的交流,文獻資料也不在少數,甲骨文中就有“至蜀”、“伐蜀”等文字。《尚書‧牧誓》也明確記載了“蜀”跟隨武王“伐紂滅商”的事件等等。

總之 無論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金飾自身的形象生動直觀地表現出來的, 還是對比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 無論是結合文獻資料, 還是參考中原地區曆法的影響, 都可以證明,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即“四鳥繞日金飾”) 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曆法, 與同一時期的中原地區的曆法相類似, 都是相當完備的陰陽曆, 一年有12或13個月, 會置閏月, 有四時的概念。 說明蜀中的曆法確實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