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神鳥“築巢”金沙
一 “太陽神鳥”和“日、鳥崇拜”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即“四鳥繞日金飾”, 它極具動感的視覺效果, 無論是外層的4只飛鳥, 還是內層旋轉的太陽。特別是在紅色背景襯托下, 裏面的旋渦就如同一輪旋轉的火球, 周圍飛鳥圖案分明就是紅色的火鳥。外層飛行的神鳥和內層旋轉著的太陽,表現的正是古蜀人對太陽神鳥和太陽神的崇拜和謳歌。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中的4只逆向飛行的鳥,也與“使四鳥”和“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以及太陽神鳥和太陽神的崇拜有關。在《山海經》中有“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如《山海經‧大荒東經》:“湯穀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淮南子‧精神篇》中說“日中有陵烏”, 郭璞注解說“中有三足烏”。也有多處關於帝俊之裔“使四鳥”的記述,如《大荒東經》中說“有葛國, 黍食, 使四鳥 : 虎、豹、熊、羆”;“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 虎、豹、熊、羆”;“帝俊生晏龍……食黍, 食獸, 是使四鳥”;“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 白民銷姓, 黍食, 使四鳥 : 虎、豹、熊、羆”;“帝俊生黑齒,薑姓, 黍食, 使四鳥”。《大荒南經》中說“帝俊妻娥皇, 生此三身之國, 姚姓, 黍食, 使四鳥”等等。這也進一步說明這個時代的古蜀人是“崇鳥崇日”的。
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鳥崇日”習俗是一脈相承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眾多“青銅鳥”、“圓日形器”和有著10只鳥的“青銅神樹”, 以及《山海經》等文獻記載中的“十日神話”的傳說等, 無不說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鳥崇日”的。
另外, 從這個太陽神鳥金箔飾本身形象來看, 內層的12道旋渦狀光芒, 既象一道道火苗, 又象一根根象牙, 也象一輪輪彎月, 表示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 這也正說明了為什麼金沙遺址出土那麼多的象牙, 以及為什麼古蜀人那麼喜歡用象牙祭祀的原因。
二 “日、鳥崇拜”和曆法的產生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即“四鳥繞日金飾”)中, 飛行的神鳥和象牙狀弧形旋轉芒紋作為太陽神崇拜的象徵意義和神話色彩, 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但是對於金箔飾中為什麼只有4只鳥和12道光芒的論述卻不夠完備。
這裏的數字4和12並不是巧合, 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們表示著特定的含義, 外層4只逆向飛行的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輪回, 內層圓圈周圍的12道等距離分佈的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雖然從太陽神崇拜象徵意義的角度, 它與“使四鳥”和“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以及太陽神崇拜有關。 但是, 這並不影響它所表示的這種一年分四季和十二個月的曆法的含義。因為從另一個角度,即從曆法這種科學知識方面來看, 這個太陽神鳥金箔飾中的外層這4只逆向飛行的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輪回,而它的內層圓圈周圍的這12道等距離分佈的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則代表著一年十二個月的周而復始。 這樣這個“太陽神鳥”又具有了新的色彩, 即被古蜀人賦予了科學的含義。
對於古蜀人來說,無論是三代蜀王時期的蠶叢氏、伯灌氏、魚鳧氏,還是之後的杜宇王朝和開明王朝時期的古蜀人, 他們把所能夠理解並掌握的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 總結為科學知識, 如天文曆法知識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現象就歸之於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話傳說。因此, 神話傳說除去想像與誇張的外衣, 都具有其科學性。古蜀人一方面祭祀祈禱天神和日神保佑; 一方面順應天時, 總結自然規律, 利用自然規律科學地安排生產和生活。“民以食為天”。特別是在農業發明以後, 一方面,古蜀人對於自然的依賴更加嚴重。人們既靠地, 希望土地能生長出好的作物, 又靠天,希望能夠風調雨順。然而, 靠“天”,“天”威不可測, 風、雲、雷、電肆虐, 雨、雪、冰、霜侵襲, 更要命的是旱、澇之災, 飽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話”和“大洪水傳說”,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鱉靈和射日的後稷這樣的英雄; 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所有的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現象和自然災難又幾乎都是與“日”有關,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 又以太陽為最突出。因此,“太陽”就成為各地先民崇拜的對象, 祭“日”就成為必然。古蜀人尤為突出。以鳥為圖騰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陽的同時, 很自然地把太陽和鳥聯繫在一起。
另一方面, 古蜀人首先又利用曆法為農業生產服務。古人採用的是觀象授時的辦法, 來預告農事進程。即觀測自然現象來判斷農事季節。比如 : 作為候鳥, 鳥是可以用來判斷農事季節的。“野人無曆日, 鳥啼知四時”。因此, 鳥也可以代表四季。曆法的先進性就是以歷年和太陽的回歸年之間的無限接近為前提的, 而要準確地測量回歸年, 最簡單而又確切的方法是測量日影的長度。 因此, 崇拜太陽和鳥的古蜀人在總結曆法的過程中, 是離不開太陽和鳥的。《易.系辭下》:“(皰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視則觀法於地”。又《尚書.堯典》:“帝堯任命羲和主持觀象授時”。《山海經》有榮成用曆、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後益作占歲的種種傳說的記載。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 有許多的人像和人物圖像, 尤其是兩個祭祀坑裏出土的最多。如石人像、青銅人像、青銅人頭像、青銅人面像以及神殿和玉璋上的人像等。這些代表著各個階層、各個部族的人物群像中就有主持祭祀的大小群巫。他們除了主持祭祀之外, 還掌握天文曆法知識,負責制定曆法。這在其他地方已經得到證明。比如中原的上古時期就是巫史不分的, 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記載。掌握天文曆法也是巫史的職責之一, 甚至到了司馬遷父子時代還是如此。隨著社會的進步,知識的積累, 經過一代代巫師和古蜀人的努力, 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進。因此, 宗教崇拜 (尤其是太陽和鳥崇拜) 和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產和生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太陽和鳥崇拜以及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三 太陽神鳥和古蜀曆法曆法
實際上就是觀象授時的經驗總結。所謂曆法, 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則。曆法一般分為三類 : 太)陰曆、(太)陽曆和陰陽曆。所謂“陰陽曆”就是年以回歸年為依據, 月以朔望月為依據, 把陰曆和陽曆結合起來的一種曆法稱為陰陽曆。
古蜀的曆法, 首先從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自身就形象、生動地反映出 :外層4只逆向飛行的鳥, 每只鳥對應3個月牙(或者說是火苗, 或者說是象牙), 不多不少, 不偏不倚, 恰好說明每只鳥代表一個季節(3個月), 4只飛行的神鳥代表著春夏秋冬四季輪回。也說明古蜀人已經掌握四時的知識, 能夠根據四時的不同特點而適時地安排農活。內層的12道旋渦狀光芒, 既象一道道火苗, 又象一根根象牙, 也象一輪輪彎月, 表示一年十二個月周而復始。也說明古蜀人已經掌握了歲、時、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規律和原因,已經知道“歲”與太陽運行有關,“月”與月亮運行有關, 一年有12個月, 使用的是陰陽曆。
除此之外, 還可以與同樣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證, 這個青銅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轉狀的弧形冠飾, 好似太陽閃爍的光芒,與太陽神鳥金箔飾內層的旋渦圖案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著類似的象徵意義。 不同之處正好說明了這個弧形冠飾表示的是一年有13個月, 即這一年是閏年, 即加了閏月。因此,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些考古材料, 均可以作為崇拜太陽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較完備的陰陽曆的佐證。
不論是太陽神鳥金飾上的12道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紋, 還是青銅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轉狀的弧形冠飾, 這裏的12和13兩個數字之所以說是有著特定含義的, 是因為還可以由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證明。12和13兩個數字都僅僅只是在金沙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現, 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幾乎沒有出現, 就說明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與太陽有關的考古材料中, 是極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圖案的。比如 :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圓形銅掛飾, 它的弧形旋轉芒紋是最多的, 也才九個;而同樣是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圓輪形器 (有說是“青銅太陽形器”、“車形器”或“輪形器”), 它的芒紋只是五個;至於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太陽形圖案, 它們的芒紋是六個或者七個。絕對沒有超過十個的。只有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太陽形圖案是唯一的一個例外, 它上面的太陽形圖案,每面有3個, 4面一共有12個。並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說明它們都比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早得多, 所以還不夠成熟,還沒有那種特定的含義, 它們只是單純地表示太陽的形象, 表示太陽崇拜。 因此, 可以說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 至少在早期還沒有把宗教崇拜 (尤其是太陽崇拜) 和曆法聯繫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開始把它們聯繫在一起。
雖然很多考古文化出土器物中都有太陽形圖案。但是剛好是12個的, 卻不多。只有甘肅東鄉出土的一件雙肩耳罐上共畫了12個太陽。鄭州大河村出土的仰紹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畫著12個太陽。 這些都不僅是與太陽崇拜有關, 也應該與曆法有關。但是, 象青銅神殿的頂部和屋蓋上的這種每面3個, 4面一共12個太陽形圖案, 卻極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種分一年為4個季節、12個月的陰陽曆。這也是極有可能的。因為它至少已經是屬於晚商時期的文化遺存,甚至有可能更遲至西周初。
晚商和西周時期的古蜀曆法有這麼發達,也不是沒有可能。 呂子方先生就認為蜀中的天文曆算特別發達,有其獨特的系統,產生過深遠影響。有“天數在蜀”之謂。古蜀人使用的曆法的發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斷總結自然規律, 不斷進步以外,也借鑒了中原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曆法知識。
中原地區的曆法,商代時使用的是一種陰陽合曆, 出現閏月, 有平閏年之分, 平年一年裏有朔望月12個,閏年有13個月。月有大小月之別,用干支排列記日,從甲子到癸亥,配成60天,周而復始。這在殷商卜辭中有不少證明。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說明當時人們還沒有四時的概念。西周時期與殷商時期的曆法類似, 但是,已經有了“二至”、“二分”和“四時”的概念。春秋時期已經形成了完備的“二十四節氣”系統和“二十八星宿”天文系統。已經掌握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測定。周代天文知識的進步,也充實並完善了周代的曆法。
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考古材料都證明,古蜀人與其他地區 (尤其中原地區)的交流, 自古就有, 而且從來沒有間斷過。三星堆文化中許多考古材料具有其他文化特徵, 就充分說明了三星堆文化與其他文化一直在進行著交流、交融和碰撞。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海貝等考古材料了。它們是古蜀人與其他地區交流的最直接證據。至於與中原地區的交流,文獻資料也不在少數,甲骨文中就有“至蜀”、“伐蜀”等文字。《尚書‧牧誓》也明確記載了“蜀”跟隨武王“伐紂滅商”的事件等等。
總之 無論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金飾自身的形象生動直觀地表現出來的, 還是對比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 無論是結合文獻資料, 還是參考中原地區曆法的影響, 都可以證明,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個“太陽神鳥”(即“四鳥繞日金飾”) 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曆法, 與同一時期的中原地區的曆法相類似, 都是相當完備的陰陽曆, 一年有12或13個月, 會置閏月, 有四時的概念。 說明蜀中的曆法確實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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